第7章 舊案的灰塵 （1/9）

舊案的灰塵

宋知理已經連續工作了十四個小時。

她的工位在辦公室最裏面靠窗的位置，一張白色的辦公桌，桌面整潔得近乎苛刻——鍵盤擺得端端正正，與桌沿平行，空隙精確到毫米；鼠標墊的邊緣與桌沿對齊，沒有一絲歪斜；筆筒裏的筆按顏色排列，黑色、藍色、紅色，每種顏色三支，筆尖朝上；便籤紙疊成了整齊的一摞，邊緣像刀切過一樣平整。就連顯示器的角度都經過精心調整，三臺屏幕呈弧形排列，左右兩臺各向內偏轉十五度，正好包裹住她的視線。

此刻，她坐在那三臺顯示器前，眼睛裏佈滿了血絲。那些血絲從眼角向瞳孔蔓延，像一張紅色的網，網住兩顆疲憊的眼球。她很少眨眼，只是盯着屏幕，盯着那些滾動的數據，偶爾揉一下眼睛，指腹按壓在眼瞼上，能感覺到眼球表面的乾澀和微熱——那是長時間盯着屏幕後，淚液蒸發殆盡的痕跡。

顯示器上開着幾十個窗口。有的是搜索引擎，搜索框裏填着各種人名和關鍵詞的組合；有的是數據庫，密密麻麻的表格像蜂巢一樣排列；有的是她自己寫的數據抓取腳本，黑色的命令行窗口裏，一行行代碼在滾動，像永不停歇的溪流。那些窗口層層疊疊，有的最小化到任務欄，有的半屏顯示，有的全屏鋪開，像一堆隨時會坍塌的積木。

她在做的事情，是給“磐石會”的成員畫心理畫像。

這是她主動提出的任務。三天前，她坐在沈諦安對面，說：“給我三天時間，我能挖到他們所有人的底。”

沈諦安當時有些猶豫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桌上輕輕敲着，一下，兩下，三下。他知道畫心理畫像需要大量的個人數據，而這些人的隱私保護做得很好，公開信息少得可憐。那些人在媒體上的形象光鮮亮麗，像精心打磨過的玉石，找不到一絲裂紋。

但宋知理說：“只要時間足夠，我能挖到任何人的痕跡。人只要活在世上，就會留下數據，就像人只要走過雪地，就會留下腳印。”

她說這話的時候，眼睛裏有一種光。那是自信，是對自己技術的絕對信任，是一個從小在數據世界裏長大的人，對數據力量的虔誠信仰。

沈諦安看着她，沉默了幾秒，然後點了點頭。

“三天。”他說。

現在，三天快到了。

她已經挖了三天。三天裏，她幾乎沒有離開過這張椅子。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會兒，餓了就啃幾口餅乾，渴了就喝幾口咖啡。桌上的咖啡杯換了一個又一個，有的杯底還殘留着乾涸的褐色痕跡，有的只喝了一半就涼在那裏。她的頭髮原本一絲不亂地梳在耳後，現在有幾縷散落下來，垂在臉頰兩側。她的襯衫還是三天前那件，袖口有一點咖啡漬，是倒咖啡時不小心灑的。

她爬取了那些人在網絡上留下的所有公開痕跡——新聞報道，學術論文，專利記錄，社交媒體，論壇發言，甚至是一些十幾年前的BBS帖子。那些數據像散落在沙灘上的貝殼，她一顆一顆撿起來，擦乾淨，端詳，然後放在合適的位置。她要拼湊出完整的圖案，不是他們展示給世界的那個圖案，而是真實的、隱藏的、他們不想讓人看見的圖案。

起初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
那些人的公開形象和他們自己塑造的一樣——成功的企業家，優秀的社會精英，慈善晚宴的常客。羅子文的社交媒體上滿是健身打卡和旅行照片，配文總是“感恩生活”“繼續努力”。周明遠的微博裏轉發各種科技新聞和勵志語錄，偶爾發一張會議照片，西裝革履，笑容得體。其他幾個人也差不多，有的曬家庭，有的曬收藏，有的曬慈善捐款。一切都那麼完美，完美得像精心設計的廣告，每一個細節都經過推敲，每一個表情都經過排練。

但宋知理不相信完美。

她知道，越是完美的東西，越可能是假的。因爲真實的人是有瑕疵的，會有失控的瞬間，會有不想被人看見的一面。而這些人，太乾淨了，乾淨得像從來沒活過。

她開始往更深的地方挖。

那些十幾年前的論壇帖子。那時候互聯網還不發達，人們還沒學會隱藏自己。他們在BBS上爭論，在博客裏發泄，在個人網站上展示幼稚的作品。那些網站很多已經關閉了，但搜索引擎的緩存裏還留着碎片。她像一個考古學家，在數字的廢墟里一點一點地挖掘，從碎片中拼湊出那些人的年輕時代。

那些已經刪除的社交媒體動態。有些人的賬號設置了半年可見，但第三方平臺的同步記錄裏還留着舊數據。她通過那些漏洞，找到了他們幾年前發的動態——那些抱怨工作、吐槽同事、發泄情緒的瞬間，那些他們以爲已經消失的痕跡。

那些被遺忘的學術論文和專利記錄。有些論文的作者已經改名，有些專利已經轉讓，但原始的申請文檔裏還留着他們的簽名和聯繫方式。她順着那些線索，找到了他們早期的研究方向，找到了他們曾經的合作伙伴，找到了他們試圖掩蓋的合作關係。

她挖了三天。三天裏，她見證了那些人從青澀到成熟的過程，見證了他們的野心、貪婪、算計，見證了那些隱藏在成功背後的祕密。

然後她發現了一個名字。

那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一篇學術論文的致謝裏。

論文發表於十二年前，發表在一本還算知名的學術期刊上。作者是當時還在讀博士的羅子文，論文題目是關於某種神經遞質受體的研究。致謝部分很簡短，只有兩三行，感謝了導師、實驗室同伴，還有一句：

“感謝溫衡師兄在實驗設計上的寶貴建議。”

溫衡。

宋知理盯着那個名字，愣了一下。她不認識這個人，但這個名字讓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。她把那個名字記下來，在心裏默唸了兩遍，然後繼續往下挖。

第二次出現，是在一份專利糾紛的訴訟材料裏。

那是一起發生在九年前的官司，卷宗號早就被埋沒在浩如煙海的司法文件裏。原告是一家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，被告是羅子文當時任職的一家藥企。訴訟材料裏提到，原告公司的一項內核專利，被被告公司的某位研究員泄露給了羅子文。那個研究員的名字，叫溫衡。

訴訟的結果是和解。雙方簽署了保密協議，具體條款不公開。溫衡沒有被起訴，只是低調地離開了那家藥企。幾個月後，他出現在某頂尖藥物研究所的人員名單裏。

第三次出現，是在一則六年前的新聞報道里。

那則新聞很短，只有幾百字，發在一個沒甚麼人看的本地新聞網站上。標題是《知名研究所研究員涉嫌泄密被開除》。報道里說，某頂尖藥物研究所的研究員溫衡，因重大實驗事故導致精神失常，進而泄露了未公開的研究數據，已被開除並移送強制戒毒。報道配了一張照片，很模糊，隱約能看見一個男人的側臉，戴着眼鏡，表情看不清。